本报记者李国辉

近期，关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激烈讨论引起广泛关注。

从货币政策来看，今年以来，央行实施3次降准，再加上中期借贷便利（MLF）等工具，已经投放中长期流动性约2.8万亿元，远超去年全年1.76万亿元的总和。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二季度例会将流动性目标定调由“合理稳定”转变为“合理充裕”。在这一背景下，今年银行间市场资金面持续宽松，货币市场利率降至近年新低。

然而，金融数据表现却不尽如人意，M2和社会融资增速低迷甚至出现背离。今年6月末，M2同比增长8.0%，增速较5月份下滑0.3个百分点，再创历史新低。6月份，新增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18万亿元，同比少增近6000亿元。从上半年来看，1至6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9.1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2.03万亿元。

中金公司固定收益分析员陈健恒将上述流动性格局称为“广义紧、狭义松”，即严监管导致金融机构资产投放减少，派生的存款也相应减少，广义流动性逐步趋紧，但与此同时，货币政策边际趋松，狭义流动性改善，货币市场利率从年初的高位开始回落。他同时表示，严监管环境下，狭义流动性的宽松难以传导到广义流动性。因为目前各项金融严监管政策共同导致了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普遍下降，而这种风险偏好下降，不是简单的央行增加流动性投放以及增加信贷额度可以解决的。

“广义流动性偏紧、狭义流动性偏松局面的延续，意味着依靠传统货币政策的刺激，无助于改善目前的严监管下风险偏好下降的局面。”陈健恒表示。

货币政策作为总量调节工具，其传导的最终效果受市场预期及宏观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中信证券固定收益分析师明明强调，若要货币政策的效益发挥到最大化，也需要财政政策和监管政策的积极配合。财政政策方面，发力空间仍然有较大余地；监管方面，在表外业务持续收缩的趋势下，应把握监管的力度与节奏，充分考虑市场预期的影响，对业务具有指引性的细则可尽快落地。

“宽货币”难以解决“紧信用”

对于社会融资的低迷，明明表示，资管新规对“影子银行”提供信贷的业务进行严格约束，非标融资持续下降，净融资数月为负，社会融资增速也随之下降，同时，货币政策不断发力，M2基本保持稳定。“整体而言，资管新规堵偏门，非标融资大幅下跌，但正门难开，新增人民币贷款虽然增加，但是难挡社会融资下降态势。”明明称。

明明表示，货币政策边际趋松，中游金融体系却可能因为风险偏好降低，导致流动性无法向实体经济输送，这就是目前“宽货币”无法解决“紧信用”结构性问题的情形。

“越是广义流动性收紧，越是用狭义流动性的宽松来对冲，结果只能导致流动性的分化进一步加剧，旱的旱死，涝的涝死。”陈健恒表示，对于金融体系风险偏好下降的问题，仅仅依靠一两个部委的个别政策，起到的作用也有限。当务之急是需要先稳定货币增速甚至推升货币增速，这也依赖于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金融监管力度的适度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