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象升还说，边防军队的战马配备不齐，而仅有的一些战马也都“羸瘦不堪，加鞭即倒”，战马已经瘦到了一鞭子就能抽倒的程度，这样的军队何谈保家卫国呢？在极度的匮乏之下，明朝连保卫自己的武装力量都难以组织起来，这样一个帝国除了轰然倒地，不会再有别的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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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瘟疫肆虐

　　除了严重的饥荒和战乱，瘟疫也是加剧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至于匮乏如何引发各类疫情的爆发，对很多人来说可能还是一个陌生的逻辑。

　　美国芝加哥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威廉•H。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曾经在自己的著作《瘟疫与人》中提到一个观点：某个地区之所以会有瘟疫肆虐，很可能是因为该地区之前的环境稳态被破坏了，病原体与人畜之间的关系失去了平衡，瘟疫就会爆发，感染并且杀死大量的宿主，直到环境形成新的稳态为止。这个理论在明朝末年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17世纪中叶，交通水平低下，明朝百姓长期生活在一个相对较小的范围内，对局部地区的微生物环境已经产生了适应性，而当旱灾和蝗灾接连洗礼某个地区之后，人们便不得不逃到其他地区，人口的大量流动会搅动各地微生物环境的平衡，为传染病的大规模扩散提供了绝佳的条件。

　　除此之外，当粮食出现歉收或者绝收时，人们不得不拓宽自己的食谱以求活命，将一些平时不会食用的东西变成食物，比如一些啮齿类动物，其中染了病的动物更容易被捕捉和捡食。原本已经因为饥饿而免疫力低下的人再接触这些病菌的载体，更容易被感染，因此，相当大的一部分疫情是伴随着旱灾和蝗灾出现的。

　　1640—1641年，常有灾害与瘟疫伴生的现象出现。明末的山东、安徽等地，除了深陷饥荒，还有过半的民众死于恐怖的瘟疫，如枣一般大的绿苍蝇漫天飞舞，遮天蔽日。

　　在各种文献的记载中，人们总是把烈性传染病笼统地称为“疫”，而明朝末年肆虐各地的“疫”应该不是特指某一种传染病，而是多种传染病的统称。从各种细节来推断，其中最为严重的一种，很可能是鼠疫。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曹树基曾经对明末的疫情做了深入的分析。崇祯末年，旱灾、蝗灾接连袭来，极度的匮乏在明朝境内迅速蔓延，无数饥饿的流民成为李自成军队无穷无尽的兵源。这股被匮乏凝聚起来的武装力量仿佛化作了一具巨型僵尸，哀嚎着爬过明朝的万里河山，无论朝廷怎么打击和剿灭，它都能一次次起死回生、卷土重来。如果我们深入了解就会发现，李自成军队所到之处，带去的并非只有兵灾，还有一些更恐怖的东西。

　　崇祯十七年，即公元1644年，那是明朝的最后一年，天津有一位名叫骆养性的官员，很不幸地成为一场浩劫的直接见证者。他在公文中写道，崇祯十七年八月间，天津一场严重的疫情达到了顶峰，很多患者感染后迅速死亡。这种病不仅致死率很高，传染性还极强，每天病死的有数百人之多，被传染病灭门的家庭多到“排门逐户”的地步，天津全城“棺蒿充途，哀号满路”，街上摆满了棺材和裹尸的席子，路上全是失去亲人者的哀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