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学生多，他的课就多。一个月下来，他能拿到一两千元的工资。是北大工资的近10倍。

后来，他盘算着一个月一千多块钱，攒够去美国的钱太慢了，索性自己开了个培训班。

白天，他是北大的俞老师，晚上，他就是附近出租屋里的俞校长。为了扩大规模，他在北四环的电线杆上贴广告。

零下十几度的北京冬天，他骑着自行车带着浆糊桶和广告纸，四处寻找电线杆。偶尔被学校里的学生发现，他不好意思，就说自己在做公益，清理小广告。

广告贴得到处都是，没有办学资质的他自然没少被抓，也在学校背上了处分。在自传里，俞敏洪这样写：

我的行政记过处分被贴在了北大当时著名的三角地，贴了整整一个月，也用高音喇叭播了大概一个星期，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出名。

背上处分，分房子、提干、涨工资自然就没了俞敏洪什么事，思来想去，1990年，他辞了职。“离开北大出去教书，挣的钱会比现在多很多。”

1991年，俞敏洪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攒够30万块钱出国留学。

干上培训机构后，贫穷又一次限制了自己的想象力——这个目标确实定小了。靠着北大的招牌和生动的课堂效果，外加出国热潮的涌现，新东方的学生规模迅速扩大。

到了1994年，俞敏洪带领的新东方，营收突破千万。彼时，他一直申请的美国学校，终于给他发来了全额奖学金，但俞敏洪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当你有两万个学生的时候，往家里一拎就是十万块钱啊，点钱的感觉把所有理想都消灭掉了。到什么国外读书啊，当什么大学教授，就点钱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