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中国实际构建新理论和新方法。从世界范围看，像我国这样多民族聚居、共同经历数千年岁月、实现共存共荣大团结的国家绝无仅有。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都取得了较快发展，各少数民族平等参与国家事务并行使相关权力，全国各民族更加团结。这为我国乃至世界民族学发展提供了鲜活实践经验，民族学者应对此进行全面、客观、系统的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少数民族人口大规模向中东部城市流动，一些内地人口也向民族地区流动。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带动了民族地区发展，促进了民族团结，同时也对我们的工作方式和管理机制提出了新要求，迫切要求我国民族学者行动起来，适应时代变化构建新理论和新方法。

　　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学应实现四个结合

　　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学，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自觉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研究全过程，并在四个结合上下功夫。

　　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任何学科都有基础研究的内容和应用研究的内容，但二者不能截然分开。我国古代思想家十分注重经世致用，他们的理论和学说明显带有应用色彩。比如，宋代思想家朱熹主张治学应“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也就是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深入研究各种事物和现象的本质及发展变迁规律，并把研究成果运用到实践中去检验。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民族问题研究的学科专业边界划分得比较清楚，民族史、民族学和民族语言专业主要进行基础研究，民族理论与政策专业侧重现实和对策研究，各学科专业互不“侵犯”。这种研究细分有利于深化相关领域研究，但同时也造成研究的碎片化，即缺乏整体性、系统性，难以有效解决实际问题。当前，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民族问题出现许多新现象。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面临着如何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如何让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重大现实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迫切需要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学不能只做纯学术的研究，而应既在理论和思想上有所建树，又在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等方面有所作为。

　　自然科学理论方法与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相结合。人类社会是兼具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复杂系统。对于许多重大问题，只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难以得出正确结论，需要同时运用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民族学中的许多理论也是在自然科学理论的影响下形成的。例如，19世纪中叶形成的进化论，受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影响十分明显；20世纪形成的新进化论，借用了自然科学的“能量学说”分析人类文化进化。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学，同样要借鉴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以研究民族来源为例，如果结合生物遗传学等自然科学，就可能得出更为科学、可靠的结论。比如，据历史文献资料记载，藏族源于古代羌人（西羌或氐羌）。春秋战国以后，大部分古羌人融入华夏人中，另一部分南迁并与当地土著居民融合形成现在的藏缅语族各民族。这一史实不仅在历史文献、语言学、考古学和民族学资料中找到了大量证据，而且还可以从基因中找到证据。上世纪80年代末，北京儿科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就发现，藏民的白细胞抗原与中华民族北方人群的白细胞抗原相符合。本世纪初，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一个DNA项目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56个民族中，汉族与藏族的血缘关系最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