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官僚主义是一个老问题，不新鲜。但凡读过历史的人都知道，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从革命时期开始，中共也多次进行过反官僚主义的运动，一直到十八大以来的“反四风”，反官僚主义显然“一以贯之”。无论是从中央令行禁止、政令畅通的需求，还是从“执政为民”的宗旨理念出发，官僚主义都是必须不断“革”、“禁”、“反”的事项。

　　从这一事件的产生、酝酿到爆发成为舆情，显然，当地的行政生态出了问题。

　　坦白讲，以岛叔多年一线实地调研的经验，各地出现工程质量问题，并不罕见。但是十八大以后，在整改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至此，也实属少见。

　　从行政体系运行逻辑看，出现此次事件，暴露出背后的三个主要问题。

　　一是行政惰性太强，相关部门和官员敷衍塞责、推诿扯皮，将行政体系最为恶劣的一面展现无遗。

　　诚然，官僚制具有天然的惰性，它习惯于按部就班，各部门总希望利益最大化、责任最小化。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作为行业监管部门的公路局，也消极作为，在媒体曝光后仍推诿塞责。可以想像，在相关官员看来，形式上按部就班“履职”，组织调查组、出份调查报告，事情就算完结了。这是典型的科层制“卸责”的逻辑，是在钻科层制的程序漏洞。

　　二是行政效率低下。问题并不出在常见的部门职责不清上，而是出在责任单位履职不到位上，很是少见。不能否认，基于部门职权有限等原因，以公路局牵头来组织联合调查组可能力有不逮，但这不能成为其卸责的理由。正常情况下，如果公路局无法有效行使职权，完全可以申请上级部门及主管领导介入嘛。如此拖延不办，甚而应付了事，难辞其咎。

　　三是政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的回应性很差，在处理上访及舆论监督的过程中，显示出权力的傲慢。无论如何，在记者调查过程中，交通厅安排保安接待信访，且让保安代表信访部门领导宣布处理结果，是出于回避舆论监督的动机，还是有意刁难记者采访，都显得过于傲慢。

　　尤其是，在越来越强调舆论监督，也越来越重视信访工作的今天，当地有关部门的做法，说明当地政府的回应性有待加强。

　　生态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行政生态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是内部生态，指部门之间、上下级之间的权责分配及权力运作场域；二是外部生态，指政府与市场、社会、媒体等互动而成的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