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角度看，当地政府的行政内部、外部生态都不够正常。

　　从内部生态上看，如此之大、如此之明显的政府失责问题，竟然找不到履职部门；即便有责任单位，还百般卸责。这说明相关部门和领导缺乏担当，也说明其政府机构的权责关系有待理顺；

　　从外部生态上看，行业主管部门竟然无法有效监管行业问题，这既是相关政府部门的原因，也在深层次上说明政府与市场关系之不正常。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地行政体系对群众投诉、舆论监督如此迟钝，甚至有意排斥，说明当地政府机构既没有认识到政府的回应性是行政的内在要求，也没有认识到，加强与社会、媒体的互动是避免行政惰性、提高行政效率的必由之路。

　　其实，如果我们把视野打开一些就会发现，当前大部分地方的政府机构，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清晰的问责机制。因此，在出事之后，他们能够迅速在舆论监督等外部压力的传导下，将舆论关注的一般的“问题”上升到“事件”，加大对其处置力度和速度。

　　这既得益于外部压力的传导，也得益于科层体系内部处理问题的机制的畅通，比如督查、开放群众投诉等。例如，一般上级领导在接到举报或者投诉之后，哪怕存在“懒政”思维，也多会出于避免引火上身的考虑，迅速处理。

　　当然，不可否认，科层体系往往有自我封闭和保护的天然属性，它会尽力避免舆论监督等外部力量干扰。不过，在开放社会，这已不可能，也不可逆。然而，这样一个不大可能发生在开放社会的事情，却实实在在发生了。这说明，当地政府的监督体系并没有完全起到应有的作用。

　　原因？或许是被官僚体系的惰性给吸纳掉了。毕竟，当地政府是直到央媒介入、大规模曝光之后，才真正“被触动”。

　　改善

　　亡羊补牢，犹为未晚。虽然这件事所造成的损失已经无法挽回，但痛定思痛，以此为契机，着力改善当地的行政生态，避免类似事件再发生，却是不可或缺的，也是发生此类事件之后应有的进一步行为。

　　在岛叔看来，对当地来说，首先要做的就是对科层体系进行有效动员。

　　我国是一个政治与行政合一的国家，行政行为往往承担着诸多政治功能。普通群众也恰恰是从相关部门和官员的具体行政中，来感知人民政府的职责和道义。经验地看，很多时候，为了行政的政治内涵，各级党组织通过政治动员，往往能够打破行政部门的常规运作模式，使之加速运作，进而克服官僚制的惰性。

　　相信大家都有体会：很多行政事务，一旦上升为地方党委和政府的中心工作，便被赋予了极强的政治性，相关部门及官员也不会将之作为一项普通的行政事务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