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笔者已掌握的日中双方资料，比勘辨析，可以确定：   中日秘密谈判中出现的蒋介石“委任状”及“备忘录”均是伪件。据日方资料记载，谈判中，

根据笔者已掌握的日中双方资料，比勘辨析，可以确定：

 

中日秘密谈判中出现的蒋介石“委任状”及“备忘录”均是伪件。据日方资料记载，谈判中，中方曾展示盖有军事委员会大印和蒋中正小印的委任状，其内容为：“兹委派陈超霖、宋子杰、章友三代表研究解决中日两国事宜，此令。中华民国三十九年六月二日。蒋中正。印。”又，在讨论板垣、蒋介石长沙会谈时，中方曾出示蒋介石“亲笔”书写的备忘录。笔者认为，上述两个文件均为伪件。

 

 

 

蒋介石

 

在抗战前的中日秘密谈判中，蒋介石就主张不立文字，不落痕迹。在抗战爆发以后的中日秘密谈判中，蒋更加小心翼翼，不肯给日方提供任何文字根据。张治平等与日方会谈，蒋自然不会提供“委任状”“备忘录”一类凭证。而且，更重要的是，蒋一开始就并不积极支持张治平等人与日方谈判。1940年3月31日蒋介石日记云：“倭寇一面成立汪逆伪中央政会，宣言三十日成立伪组织，而一面又派陌不相识之陈治平来求和议，其条件一如往昔，以试探我方对汪伪出现之心理，其愚劣实不可及。窃恐古今中外亦无此之妄人也。”这里的“陈治平”应为张治平之误。可以看出，蒋当时还搞不清楚张治平是何方人员，但拒谈之意很明确。其后，蒋搞清楚张治平的身份了，立即指示戴笠：“如敌方不能先行解决汪逆，则张治平不准再与铃木辈有任何接洽。”5月下旬，戴笠指示张治平：“如敌方不先除汪，中央断难与之言和，今后不可与铃木等涉及中日和平问题。”7月3日，戴笠电张治平云：“同志以站在采取情报之立场与德国通讯社记者之身份，可与铃木见面，但对中日和约问题，万不可有任何意见之表示。”又曾指示，“在不暴露身份之原则下多方探听”。其后，蒋介石的态度越来越严峻。8月11日，蒋介石与张季鸾谈话称：“敌阀之愚，其求和既急，又欲以板垣亲到长沙会晤而以汪同来为饵，其儿戏滑稽，实太可怜，如何能不自杀耶？”12日，戴笠向蒋介石书面报告张治平与日方多次接触情况，请求指示。次日晚，研究敌情，蒋介石日记云：“敌国又托胡鄂公、何世桢、张治平等各人，各别来见、通问，皆一概严拒，此时惟有持之以一也。”这应该是蒋介石对戴笠请示的回答。9月初，蒋介石从张季鸾函中得悉张治平向日方提供了自己的“亲笔”文件后，非常生气，日记云：“下午研究汪探张治平捏造凭证事，是使我又多一不测，意料不及之经验也。”9月15日，日机两次空袭位于重庆曾家岩的蒋介石官邸，蒋介石当日日记云：“汪奸派张治平，伪造我中央函件与委状，以欺敌人，敌人信之，以张治平为我中央可靠之路线，用力求和八个月，未得成效，今始觉悟，遂更恼怒，炸我寓所。”以上材料雄辩地说明，张治平与铃木谈判中出示的“委任状”“备忘录”与蒋介石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