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留给新中国一副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以鸦片烟毒为主的毒品泛滥，种植罂粟的面积广大，解放前夕全国种植罂粟的面积高达100多万公顷，最大产毒地在西南地区（即四川、云南、贵州、西康4省及重

 

　　旧中国留给新中国一副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以鸦片烟毒为主的毒品泛滥，种植罂粟的面积广大，解放前夕全国种植罂粟的面积高达100多万公顷，最大产毒地在西南地区（即四川、云南、贵州、西康4省及重庆市），其种烟土地达1545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9．4％，而在云南省高达33％，在西康省高达48％以上。

 

 

 

　　制毒贩毒者约有50余万人，几乎遍及全国，仅华北地区的察哈尔、山西、绥远、河北4省及北京、天津2市就有毒贩1万多人。西安的各个行业几乎都贩毒，有的小镇仅有万余人口却有毒贩500多人。至于鸦片烟馆更是到处林立，仅昆明一市即有烟馆1100多家。

　　全国约有烟民2000多万，约占当时总人口的4．4％，而在贵州省高达21．42％。众多烟民因吸毒倾家荡产，道德沦丧，家破人亡。当时广为流传的一副对联是烟毒危害的生动写照：“竹枪一枝，打得妻离子散，未闻炮声震地；铜灯半盏，烧尽田地房廊，不见烟火冲天！”

　　在抗日战争以前，国民党政府对其首都南京市的禁毒力度虽强于其他地方，但收效也不很大。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后，毒雾弥漫，烟馆土膏店遍布全市。1943年冬至次年初，中共地下党领导爱国学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清毒运动”，上街游行，冲砸烟馆，焚烧毒品，抄“白面大王”家，迫使汪伪政府枪决了大毒贩。

　　抗战胜利后，毒品又在南京大肆泛滥起来。在国民政府接收大员“五子登科”（金子、房子、车子、票子、女子）的腐败大气候下，南京作为首都其人口的构成较特殊，纸醉金迷、吞云吐雾者特别多，对毒品的消费需求量大；又因南京处于东、西、南、北的水陆交通要道，成为毒品重要集散地及中转地。

　　毒贩们有的收买军警人员武装押运，放私过关；有的自辟地下运输线，以各种狡猾手段隐蔽渗透；财大气粗的大毒枭甚至用私家汽车、轮船，配保镖专门护运。全市145个行业有56个行业经营毒品，仅旅馆业贩毒的就有75家。各团伙按籍贯分成“南京帮”、“湖北帮”、“江西帮”、“宿县帮”等等，划分势力范围及抢占市场份额，既有“批发中心”，也有“零售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