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深圳调研时发现，有许多人实际上是从中西部城市来到深圳就业的，如成都、武汉等地。”李健认为，正是因为转型过程中产生了大量就业机会，广深才呈现出人口大量涌入的态势。  

另外，李健也曾见证过上海产业转型过程中的人口外溢。2012年，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园区产出密度，上海市松江区曾推出了“三个50”的标准，即投资强度不低于50万美元/亩、土地价格不低于50万元/亩、亩均税收产出不低于50万元/亩。“当时有许多达不到标准的企业迁往了无锡和常州。产业走，人也跟着走了。”  

除了广深承接部分人口外，京沪所在的城市群京津冀、长三角地区也在大力承接外溢人口。应习文指出，这种外溢效应亦是中国下一阶段城镇化带来的必然趋势。京沪承载力接近极限后，原来的虹吸效应就会变为外溢效应，从而由单极的超大城市过渡到城市群模式。  

京东集团副总裁沈建光也认为，不必过于担忧京沪的逆城市化现象。这不意味着中国城镇化红利的消失，相反，在观察到一线城市人口流出的同时，中国城市都市圈已经形成。这说明中国城市群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培育现代化都市圈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推动经济的一个新的增长极。  

城市人口天花板有弹性  

翻阅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本地的“十三五”规划纲要可以发现，四大一线城市均明确了到2020年的人口控制目标。北京提出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上海提出控制在2500万人以内，广州提出控制在1550万人以内，深圳则提出预期目标为1480万人。  

上述城市人口“红线”是如何得出的？李健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城市人口容量主要依据水土资源、能源供应等资源综合承载力计算得出。这同样符合“木桶效应”，一只水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它最短的那块木板，每座城市的人口极限一定程度上亦取决于自身的制约因素。  

以上海为例，水资源短缺限制了其人口承载力。虽然上海濒临长江与东海，水系十分发达，但限于环境污染和地面沉降等原因，是全国36个典型的水质型缺水城市之一，全市可利用的淡水仅占地表水资源的20%，人均水资源量分别是全国和世界人均值的40%、10%。  

基于现有技术水平，自然资源条件在短期内无法克服，但城市规划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仍可进一步扩大人口容量。  

位于日本东京闹市区内的六本木新城，正是在有限条件下通过合理规划释放城市容量的案例。这是一座集办公、住宅、商业设施等为一身的建筑综合体，建筑间与屋顶上大面积的园林景观，在拥挤的东京都成为重要的绿化空间，已成为旧城改造、城市综合体的代表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