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广深常住人口增长提速，与京沪控制人口是否有关？对此，多位受访专家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二者存在一定关系，但关系多大值得商榷。  

始于2017年的人口之争中，新一线城市战果颇丰。与此同时，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座传统一线城市悄悄迎来人口流动格局的新变动。  

12月14日，《北京人口蓝皮书·北京人口发展研究报告(2019)》发布。蓝皮书指出，2015年以来，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规模不断下降，连续三年负增长，常住人口规模也呈现“两连降”。  

与北京情况类似，上海常住人口虽在2018年略有回升，但近年亦呈下降趋势，2015年、2017年常住人口分别减少10.4万、1.4万。  

实际上，这与京沪实行严格的控制人口政策息息相关。近年来，北京、上海严控建设用地建设规模，同时疏解超大城市非核心功能以疏解人口。北京设立通州城市副中心，河北设立雄安新区，承接非首都功能转移。上海则提出，要强化与长三角城市群、长江流域协同发展。  

不过，广州、深圳却呈现出人口激增的态势，近五年以来常住人口规模均保持在15万以上的增幅。以2017年为例，这一年北京、上海常住人口分别减少2.2万人和1.4万人，广州、深圳分别增长45.5万人和62万人。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上述趋势在2014年已经开始显现。2014年至2015年间，广州、深圳的常住人口年增量先是小幅超过上海，而后迅速拉高短期内再次超过北京。自此，连续多年的京沪常住人口年增量大幅高于广深的趋势终止，四大一线城市内部的人口流动格局趋于分化。  

京沪人口流向广深？  

近年来广深常住人口增长提速，与京沪控制人口是否有关？对此，多位受访专家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二者存在一定关系，但关系多大值得商榷。  

在民生银行区域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应习文看来，二者关系如何，要先具体考察离开京沪的到底是哪些人。他认为这一群体可划为三类：原本可以留京沪但新政出台后难以在京沪落户的年轻人，因产业转移和功能疏解流出的产业工人，提供一般技能的服务业人员。  

三类人群离开京沪后的走向并不完全一致。“第一类流出人口更容易落户，前往广深发展的可能性较大。但第二类往往流向产业疏解地，即京沪周边。第三类则可能流向京沪周边、回老家或前往广深。”应习文表示，从这个意义上讲，京沪流出的人口，在广深的流入人口中占比应该不大。  

上海社科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李健赞同上述观点。他从产业变迁角度观察分析认为，近年来广深人口激增的根本原因是珠三角自身的产业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