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七大突破口：

第一，让市场决定土地资源配置；

第二，坚持公益性征地原则；

第三，放宽对农地入市的限制；

第四，赋予农民宅基地完整的用益物权；

第五，允许增减挂钩指标对村际省际交易；

第六，消除农地规模经营的障碍；

第七，土地修法要顶层设计上下一致。

2018年上半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累计同比增6.8%，一季度同比甚至仅增5.7%、创下2003年以来新低。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8.8%、实际增长6.5%，分别为2003年7月、2003年6月以来新低。一方面一直强调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要加大，另一方面消费增速创了新低，很多人对此可能产生了疑惑。在经济增速下滑的过程中，投资在下降，进出口也呈现负增长，而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当然也是相对而言的。在当前形势下，消费的增长理应达到更高一些的水平。

高房价等因素扼制了居民消费增长

我国房价收入比过高。中房智库研究院2017年全国35个重点城市房价收入比报告：相比2016年，2017年房价收入比下降的城市仅9个，而7成以上城市房价收入比仍在上升，即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房价差距越来越大。其中香港排第一，其次是上海、北京。

我国家庭负债率持续上升。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2017年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贷款/GDP）为48.4%，虽显著低于发达国家平均的76.1%，但已明显高于新兴市场平均的39.8%。考虑到中国居民报酬份额偏低，以GDP为分母测算中国居民部门债务问题存在低估。

我国居民债务与可支配收入之比呈现直线上升态势。截至2017年，我国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之比高达112%，已经超过美国当前水平（104%）。加上隐藏的民间借贷等无法被统计的部分，实际上中国家庭债务率更高。

个人房贷余额占居民债务的比例上升，2016年达到峰值。其中，个人房贷余额存在低估，不能反映流入房市的信用贷、消费贷等。居民还债负担日趋加重，用于其他消费的份额就会相应减少。

房贷与居民消费呈现负相关。根据我们课题组2015-2017年分省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家庭杠杆率的上升与居民消费支出增速呈负相关，住户贷款与存款之比上升1个百分点，消费支出增速平均下降0.2个百分点，这表明主要由购房贷款引起的居民加杠杆行为对家庭消费存在挤出效应。

此外，城市化进程放缓对消费也会产生负效应。城市化会拉动内需，一个城市居民的消费是一个农村居民的消费两倍以上，也高于农民工的消费。如果我们把越来越多的农民和农民工转变为市民，他们的消费会大幅度提高。关于这个问题，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P的测算，中国户籍制度改革成功可使未来潜在增长率提高1-2个百分点。如果非农产业的劳动参与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GDP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0.88个百分点。以2015年为例，一个城镇居民的月消费为1782.7元，是一个农民工月消费的1.7倍。我们现在有2.8亿农民工，其中被国家统计局统计为城镇常住人口的大概是2.25亿，包括他们的家属。如果进城的2.25亿农民工及家属市民化后消费水平达到城市居民水平，则年新增消费2.1万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