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今天生活在首都北京与浙江省省会杭州之间，京杭运河水道两侧广阔东部大地上的人们来说，“大运河”更多是作为一种感性存在贯穿于每代人的集体记忆之中的。

对山东聊城，它意味着卫河东岸为祈祷水流畅通建起的舍利宝塔，用疏浚会通河掘出的河泥堆积而成的临清龙山，以及东山湖畔耗资6万两白银建成的清代山陕会馆。在运河东岸附近的东、西陶屯村，大型砖窑依然在按照明代初期的传统工艺，烧制出500多年前用于紫禁城建设的那些青砖的“后代”。对江苏淮安，它意味着里运河清江浦楼前的“淮海戏”，以及洪泽湖堤道旁不时闪现的明清名人题字和镇水铁牛雕塑。而横跨在18世纪黄河故道与运河交汇点之上的淮阴船闸，毗邻的仍然是明代嘉靖年间开辟的清口水利枢纽。

今天的江苏淮安船闸，苏北灌溉总渠（淮河入海通道之一）在此处与京杭大运河交汇。1855 年黄河改道之前，夺淮入海的黄河曾在淮安以西与大运河相交（张雷 摄）

至于苏州老城区的山塘街、盘门门楼和平江路，它们几乎毫无变动地延续了清人徐扬所做《姑苏繁华图》中“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格局，仅仅增加了路灯和绿化带。澹台湖公园中，游客避过摩天大楼的背景，寻找最好的角度拍摄始建于唐宪宗年间的53孔石桥宝带桥——这座江南运河上的纤道桥，在将近900年时间里都是赤裸上身的民伕涉水穿越、与浪漫气息毫无关涉的漕运交通设施。不过今时今日，人们似乎更乐于借助它完成对于“江南水乡”印象的重构，而不是诉诸卷帙浩繁的史籍。

清人徐扬所绘《乾隆南巡图》卷六，描绘的是御舟驶入江南运河苏州段的景象（视觉中国供图）

但这种感性色彩过于浓烈的描述，多少也影响到了我们对于作为历史现象的大运河的认知，甚至导致我们无法清晰地定义“中国大运河”（The Grand Canal）的地理范围和兴起时间。

21世纪初实存的京杭大运河水道全长为1794千米，但在2014年6月，当中国大运河在卡塔尔举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入选“世界文化遗产”（World Heritage）时，它的全长被重新界定为大约3200千米（其中申遗河道长度1011千米），包含有今天的京杭运河干道、连通杭州与东海的浙东运河（杭甬运河）以及大部分河道已经瘀塞湮没的隋唐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故迹。换言之，作为一个整体的大运河，出现时间可以上溯至隋炀帝整修中原以东水道，使关中平原与黄淮海平原、长江下游地区乃至幽燕之地在政治、经济上统合为一的公元7世纪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