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会儿我不到10岁，只听说附近村出了个作家叫莫言，人家靠一支笔就能吃饭。当时我就产生了一个深刻的梦想，这辈子我也要靠一支笔打天下。

有意思的是，最开始莫言老师成为作家，也是听说省里有个作家写长篇小说，一天可以吃两顿饺子。

有时候成为一种职业，往往来自一个朴素的愿望。

电影《红高粱》拍摄现场，图源网络

我从写诗开始，算得上“年少成名”。从校园文学来说，我还是韩寒的前辈。

那时候我们文艺青年中间有本流行杂志，江苏《少年文艺》，大开本儿的。韩寒发表第一篇作品在《少年文艺》，恰恰是我发最后一篇那期，算是个很有意思的契合。

文学中心在北京，哪个搞文学的不想来北京？但写诗在北京很难生活，我就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的戏剧文学系，总得有地儿落脚。

第一年没考上，因为考试前一天我跟莫言老师喝酒去了，确实喝得有些大。

当然这个不能怪莫言老师，第一次考中戏肯定紧张。跟考试题材也有关系，那年考题叫《暖冬》，写散文，我不太擅长这类“飘”的，写矫情了。第二年再来考《童年往事》，这种具体的就比较容易把握。

宋方金在《吐槽大会》，图源网络

可能生活就是这样，有时候你遇见什么，就会成为什么。

写小说的多多少少会有交集，莫言和刘震云就成了我的朋友。命运很有意思，我想写小说的时候，写小说的刘震云走进了影视行业。

那时候他和王朔共同成立一家影视公司，邀请我加入，从策划做起。

我挺幸运，一方面是刚参加工作就遇到电影《天下无贼》这种量级的项目，看到了当时比较专业、比较工业的流程。

又看到刘震云电影《1942》、李樯《孔雀》等剧本，这些好作品慢慢打破了我之前囿于小说表达的偏见，艺术的门类不一定是有壁垒的。

电影《天下无贼》海报，图源豆瓣

另一方面，我赶上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2003年我从中戏毕业，2004年，咱们国家第一次把文化消费指标纳入GDP，广电总局成立电视剧司，开始规划管理全国的电视剧生产。

可以说，我所遇见的正好是一个影视界慢慢从“行业”升级为“产业”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