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回，我居然斗胆问起坊间流传她与前苏联人民艺术家，曾主演过电影《奥赛罗》的邦达尔丘克之间的“传闻”。 秦怡向来低调处事做人，从不想与人争夺，然而作为女演员，她仍会受到名利困扰，甚至还遭遇了一次啼笑皆非的诽谤和攻击。

时光回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一个有关她与邦达尔丘克的谣言以讹传讹，流布甚广，而事实背后的真相剖开后竟显得如此荒谬简单。

承秦怡老师告知，她曾随中国电影代表团访问前苏联，对方派出的翻译是个嗜酒如命的家伙，长相与邦达尔丘克颇有几分相似。元旦之夜，翻译喝得酩酊大醉，并且借酒壮胆，死缠秦怡。秦怡见状不妙，夺门而逃，但那个醉汉紧追不舍，待秦怡刚进自己屋内，还来不及关门，醉汉已推门而入。

秦怡急中生智，迅速将自己反锁在洗手间，静观事态发展。没想到，那醉汉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竟呼呼大睡。于是，秦怡蹑手蹑脚走出房间，请求同行的一位导演帮忙将醉汉移走，不料，谣言便在次日四处传播。就这样，一个长得像邦达尔丘克的翻译，一次醉酒闹剧，加在一起，便演绎成一则无中生有的“绯闻”。背负传言，秦怡却笑而应对，淡然处置。

对舒绣文与赵丹钦佩有加

秦怡老师常被人誉为中国荧幕上的英格丽·褒曼，但她本人却对同时代的演员舒绣文与赵丹钦佩有加。抗战期间，经导演应云卫和史东山引荐，秦怡在山城重庆叩开表演艺术大门，并且凭借陈白尘的《大地回春》一炮而红，紧接着又演了老舍的《面子问题》，而她在杨村彬编导的话剧《清宫秘史》里所演的珍妃更是轰动一时。

秦怡老师和我说，由于已积累些许表演经验，到了演珍妃的时候，已经懂得如何分析人物了，在她看来，珍妃并非是一个平庸的“小可怜”，相反还是一个有头脑、有主见的不凡女子。她甘于冒生命危险，抵抗权倾一时的慈禧，竭力保护光绪，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珍妃比光绪更坚强。

正是因为《清宫秘史》一剧的成功，秦怡竟与白杨、舒绣文、张瑞芳平起平坐，被称为重庆话剧舞台“四大名旦”。不过秦怡和舒绣文最为亲近，因为她俩同住一个宿舍，舒绣文对她也照顾有加。在秦怡印象里，舒绣文虽不算得漂亮，但表演极具张力且不失自然，举手投足，均魅力无穷，故此秦怡对舒绣文崇拜不已。

抗战结束，秦怡从重庆回到上海，继《忠义之家》后，与赵丹拍摄《遥远的爱》。虽然在舞台上已滚打多年，但面对赵丹那样的“戏痴”，秦怡却觉得捉襟见肘，难以应对。

赵丹在戏中饰演的大学教授萧元熙经常手拄拐杖。平平常常的一根拐棍在赵丹手里竟能变出多种不同的花样。秦怡埋怨赵丹为何白相出嘎许多“花头精”，但赵丹却得意地说，“花头精嘛，都是从生活里提炼出来的。”不过秦怡也毫不示弱，回怼道：“我演的余珍只是一个从乡下来的佣人，对上海这个花花世界一窍不通，不需要那么多花头精。”赵丹大概也觉得一时难以反驳，只得讪讪地说：“侬现在的确不需要那些‘花头精’，老老实实演，就像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