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高管表示，银行服务民企动力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受考核和追责机制影响，基层行推行阻力大：尽管从总行全局战略考虑看，发展民企金融服务、支持小微金融是正确的战略布局，但到了基层时常会遇到阳奉阴违的情况。

一方面，对基层员工来说，给大企业放贷款容易冲量，风险评估的成本低，“一个支行一年维系好一两个大客户，就可以保障全年的收益和考核，维持支行的正常运转。在这种惰性下，不少支行做个人业务和小微企业业务的能力丧失殆尽”。

另一方面，现实情况中，银行对民企的追责机制和对国企的不良追责机制确实有所差异。严苛的民企不良追责机制下，银行员工也不敢放手做民企信贷业务。

二是部分大型民企在发展过程中，自身也存在诸多问题，如对自身企业发展缺乏合理规划、赌性较强、财务造假等，今年出现的股票质押爆仓“中招”的几乎全是民企，也反映出不少大型民企对自身的资产负债规划不合理。

“想让银行真正有动力去做民企金融服务，唯有打破银行的刚性兑付幻想，这样银行才能认真地对待不同企业自身的真实情况，而不是考虑其背后是否有政府信用背书。”上述银行高管称。

与此同时，对监管部门来说，应当正向激励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民企的支持力度，而不是用行政手段，扭曲监管行为，造成对金融机构日常经营的直接干预和扰乱。

对于近一段时间内有关部门出台的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政策，市场也颇有非议。

北大国发院副院长黄益平就认为，当局既采取了定向宽松的货币政策，向服务小微企业的银行提供更多的流动性；也要求商业银行执行“三个不低于”的监管要求，即每年对小微企业贷款的比例必须上升；同时查处银行各种“乱收费”，降低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殊不知小微企业融资难主要是因为获客难、信用评估难做并且贷款利率不够灵活，上面这些政策虽然出于好心，但因为没有抓住矛盾的本质，这几年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缓解。

建行副行长章更生近日也呼吁，一定要保护好大中型银行支持小微企业的积极性，不宜在利率上苛求大中型银行在本来利率水平就不太高的情况下再压得过低，否则作用将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