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患者自身关联最大的，也是临床试验与临床治疗之间差异最大的，在于不同的风险性。

　　2017年8月30日，首个CAR-T疗法在美国批准上市。然而就在当年的4月，另一家公司的CAR-T药物临床试验中，一名难治性非霍奇金淋巴瘤（NHL）患者，死因是脑水肿。甚至在CAR-T疗法被批准之后的没几天，法国细胞治疗公司Cellectis还是出现了一起临床死亡事件。

　　“创新药物的临床试验是具有较高风险性的，其中临床1期试验风险性更高，因为这是首次应用在人体之上的临床试验。”北京大学医学部伦理委员会赵励彦说，尽管之前在体外细胞、模式动物上进行过安全性和有效性的验证，但是动物与人体之间存在差异，因此在人体上的风险性很大。

　　例如，2006年德国 TeGenero 公司的抗 CD28 单克隆抗体 TGN1412 进行了药物Ⅰ期临床试验，受试者共 8 人，其中 2 人注射安慰剂，6 人注射真正药物，不到半小时，6 名新药受试者全部出现了呼吸困难、心悸、全身肿胀等症状的严重不良反应，被送至重症监护室，所幸未有人员死亡。

　　文中提及临床试验时仅记录了有好转迹象的案例，却对临床试验本身存在的极大风险性只字未提。

　　刻意贬低国内现阶段医疗水平

　　《为什么这些癌症患者要去美国》一文中存在对国内现阶段医疗水平的刻意贬低。例如，文中提到：美国的临床医学正在向“精准医疗”的方向发展，一个患者往往由多个学科的医生共同诊治。事实上，在中国的很多医院中，多学科会诊已经成为很多医院诊断疑难杂症的常规制度，甚至会通过远程医疗等方式进行跨医院专家的会诊。

　　此外，中国的医疗资源丰富是全世界公认的优势。“我国临床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先进的，国内一流医院的临床医生也拥有更丰富的临床经验。”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陆林表示，很多病人跑到国外看病，可能反而无法得到最好的治疗。

　　“我们的医生也有很多是从国外回来的，了解国外的情况。国外医生的经验不及国内资深医生的经验丰富。”陆林进一步解释，例如北京的大医院，大多采用了国际上顶尖的设备，如果到这些医院看病，实际上看的是国际上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

　　对我国GCP平台的描述以偏概全

　　文中对于我国GCP平台的描述也不符合实际。GCP平台即药品临床试验管理规范示范平台。相关资料显示，我国2003年出台《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2006年实施专项检查，以及飞行检查和注册核查，再到认定复核标准的提高，国家“十一五”和“十二五”重大新药创制专项计划也给予了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