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集中式数据收集的潜在缺点是完全反乌托邦的。政府、私人科技公司、黑客等都可以获取这些数据并可能将其用于他处。

即使集中式数据收集系统采用匿名方式，但这些数据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被重新识别。例如，在韩国，由于未能将联系人追踪数据完全匿名导致了公开羞辱事件的发生。以色列一家名为NSO Group的公司还提供用于此类数据挖掘任务的间谍软件。据彭博社报道，该公司与十几个国家签订了合同，并卷入了与WhatsApp的诉讼，WhatsApp曾指控NSO严重侵犯人权。

此外，联系人追踪系统还面临很多技术挑战。比如，苹果公司不允许追踪应用在后台运行，联系人追踪应用开发者在应用开发时遇到Android漏洞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谷歌和苹果达成了历史性的合作，创建了一个共享API。

▲苹果和谷歌就COVID-19追踪应用程序的蓝牙互操作性合作

一项对法国情况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集中和分散式数据收集争论的缩影。解决政府和私营公司之间技术限制的矛盾，同时解决公众信任与联系人追踪技术本身之间的矛盾，才能有效实施这一措施。但是，尽管这些矛盾每天都在不断发酵，但随着封闭限制政策逐渐弱化，美国各州及世界各国都已经采用了各种形式的联系人追踪技术。

示例包括：

1、在美国，由于目前仍缺乏明确的联邦联系人追踪计划，各州已自行采取行动。包括纽约、新泽西和康涅狄格州在内的多州小组正在创建自己的追踪程序。

2、韩国内政部和安全部开发了一款GPS追踪应用，要求每位已被隔离的公民与工作人员保持联系。

3、在中国，公民被要求使用一款能显示健康状况的“健康码”应用程序，该程序依据人们的健康水平为其进行绿色、黄色或红色的颜色编码，以确定他们是否可以待在或去往某一地方。《纽约时报》报道称，该应用程序与执法部门共享数据。

4、印度政府要求所有工人使用其靠蓝牙和GPS追踪定位联系人的Aarogya Setu应用，以此帮助国家解除限制、让人们复工时保持社交距离。

5、新加坡很早就开始使用TraceTogether应用程序进行追踪，但该应用使用率较低，后与名为SafeEntry的工具合并。SafeEntry迫使人们在进入公司或其他场所时进行电子签到。

6、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采用了新加坡的TraceTogether联系人追踪应用。

7、《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正在为所有政府支持的自动联系人追踪应用建立一个数据库追踪器。

8、冰岛的Rakning C-19联系人追踪应用程序使用了GPS，使用率达到38%，但一名政府官员说，它并未对联系人追踪工作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