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并非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同意将经济周期的原因简单归结为外生冲击。事实上，在20世纪20年代，西方经济学内部发生过一场内生周期理论和外生周期理论的大论战。外生经济周期理论的代表是弗里希，内生经济周期理论的代表人物是莫里斯·克拉克（大名鼎鼎的“克拉克奖”就是为了纪念其父设立的），而当时代表性的内生周期理论是“加速数”理论。遗憾的是当时的“加速数”理论方程中存在变量个数多于方程个数的现象，因此存在无穷多均衡的问题。显然“加速数”理论中的瑕疵无法逃脱弗里希和斯拉茨基两位数学家的眼睛，尽管有包括萨缪尔森和卡尔多等经济学家不断进行改进，但“加速数”理论和内生周期理论仍然被逐渐边缘化。现在西方主流的宏观教科书中已经很难见到“加速数”理论的身影了。

　　时间回到距离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大约30年前的20世纪80年代，真实经济周期模型（RBC）以及随后发展起来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在理性预期和最优化框架下重新包装了外生周期理论，并逐步成为新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模型。在此基础之上，还发展出了被认为导致西方国家经济实现“大缓和”的新共识货币政策框架。然而公众并不清楚的是，这些复杂的理论模型并不像他们所期待的那样可以预测经济周期和金融危机。这套理论从方法论上就表明经济周期和金融危机是不可预测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做到的就是坐等危机爆发之后再对经济进行救助。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遭遇了严厉的批评，也经历了深入的改进。包含摩擦的金融市场已经成为该模型的标配，代表性主体假设也正在被异质性主体模型所逐步取代，甚至理性预期假设也可以借鉴行为经济学的成果而不断放松等等；但是，这些模型无论怎么改进，都少不了那些被当作周期波动来源的外生随机冲击。由此可见，经过不断改进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不过是更加复杂的外生周期模型。通过这些模型依然无法实现预测金融危机的目标。

　　然而，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并非一无是处。虽然不能预测危机，但是由于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人们现在对于经济危机的传导机制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知道在宏观经济内部可能存在的薄弱环节，提前对可能发生的特定类型的外生冲击进行预警并做好预防措施，这正是金融危机之后得到各国推崇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理论基础。通过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并采取有针对性的防控措施，可以降低金融危机事后发生的概率。虽然不能完全避免危机发生，但在危机爆发之后采取尽可能适当的应对政策，将危机的破坏降低到尽可能低的程度。这些都依赖于宏观经济理论的不断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