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众媒体、热门影视剧及一切流行文化中，朝九晚五的工薪族生活方式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工薪族、中产白领慢慢成了理想生活的象征。一如美国社会学家傅高义描述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

“工薪族给予社会上非工薪族一种生活方式范本，以此介导西方化和工业化的直接冲击，这种范本足够适中，不会超出现实的希望，也足够现代，堪为非工薪族的最高理想。”

无数年轻人挤破脑袋考入名校、千辛万苦留在大城市，为的便是圆自己一个白领梦。做个白领，成了理想而模范的生活方式。

所以，当高晓松感慨名校从国之重器变成职业培训所时，他未尝不清楚这是时代大势，是无可逆转的潮流。只不过，总要喊一嗓子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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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止高晓松一人呢。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哲学家罗素便出版了《社会改造原理》一书，感慨“近世以来资本主义社会鼓励和发展了人的占有冲动，而抑制、阻碍人的创造冲动已经到了可怕的地步，所以必须进行社会改造。”

罗素自然也没成功，社会改造谈何容易。人们早已深深卷入市场洪流之中，早已没有闲情如南唐宰相冯延巳一般，谈什么“谁道闲情抛弃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

人们已经没有时间惆怅。作为市场分工大齿轮里的螺丝钉，个体趋于机械性，换来组织的灵活性；个体与个体激烈竞争，推动组织迭代长青。

企业越来越强调岗位的标准化和可替代，于是，员工们急着自我充电，想让自己日日如新。但螺丝钉总会不断磨损，科技越进步，磨损就越快。

经济上行、行业红利期时，磨损的螺丝钉也能待下去；但经济下行、行业红利消失时，哪怕全新的螺丝钉也未必能找到齿轮，更何况已经磨损过的呢。于是就有了职场35岁现象，有了职场危机和中年焦虑。

有焦虑，就有逃离。

“打开车门，看到蓝蓝的天，混合着冰冷的空气。我仰起头，深深吸口气，我张开双臂，想拥抱虚空。我想尽量与大自然亲密接触，憧憬着离职去旅游，想象着在大草原上一个人沉思，想象着站在高山顶上望尽天涯路。很快，我低下头，快步走起来，快迟到了。”

这是一个朋友的倾诉。他住在燕郊，每天早上拼车到四惠东赶地铁。急匆匆的生活，急匆匆的脚步，每每会起离职、离开的念头，也每每被自己压下去，但也只是压下去。

他坚信，或早或晚，他都会离开，他不想把一生献祭于工作，更不想把一生都奉献在都市。他所想逃离的，正是老王和老李们所追求的。都市生活，早已让人欲罢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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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曾说，“个人的生存竞争停止了，人在这时——在某种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现阶段看，生存竞争虽然停止了，市场竞争却扑面袭来。人类脱离了动物界，却无法出离人世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