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光礼等人在文中介绍，尽管美国开展大学排名已经100多年，但世界大学排名却是中国人的创造，其初衷是衡量“985工程”的建设成效。世界大学排行榜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提供了大学办学质量的考核方法与评价体系，有利于利益相关者进行决策；提供了展示大学实力的窗口，促进了全球大学之间的竞争；大学排名发挥指挥棒作用，推动了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模式在全球扩散。

　　但他同时提出，当前中国“双一流”建设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洋指标”泛滥。部分大学对标4家世界大学排行榜办学。这些排名机构也从中国“双一流”建设中发现了商机，纷纷调整服务面向，以中国为主要经营市场，大有全面控制中国大学评价话语权之势。“洋标准”的泛滥，严重误导了中国“双一流”建设。

　　大学排名在西方原本是一个生意，但在中国成为了许多“双一流”建设大学办学的指挥棒。部分“双一流”大学，不按照教育规律办学，不按照学校制定的发展战略办学，而是按照各种境外大学排行榜办学，完全背离了大学的使命与初心，偏离了正常的办学道路。

　　周光礼等人还在论文中提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督导实现了由督政、督学向评估监测转变。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建立起一套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评价体系。然而，随着“洋指标”的流行，将“管办评分离”狭隘地理解为“政府管教育、大学办教育、社会评教育”，认为政府没有评价教育的权利，只能让“第三方机构”来从事大学评价，严重干扰了政府的问责性评估。

　　同时，周光礼的论文还提到，学科分类体系也具有地域性和国别性。中国的学科分类逻辑不同于美国的分类逻辑。美国ESI学科体系将学科分为22个，美国Web of Science将学科分为13个门类110个一级学科。作为高等教育领域的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体系属于国家政策范畴，具有极高权威性。当前，部分“双一流”大学不遵照中国自己的学科分类体系办学，而是依据国际排行榜确立的学科分类标准办学，动摇了中国学科分类的国家标准。

　　储朝晖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这些世界大学排名依据的是学科有多少发明、多少创造、多少诺贝尔奖。世界上真正一流的高校不看重这些，但是中国很多高校很在意。一些大学就通过与排名机构勾连，进行利益输送，甚至有高校安排专门的经费。还有一些高校的研究团队，千方百计追求引文数据，使用了很多不恰当的手段。这样也导致很多排名更加没有公信力。

　　程方平则认为，过去对高校有评估，评估是一种行政行为，而评价是一种学术行为。上世纪90年代时，高等教育研究者认为西方一些细化的指标值得我们借鉴，但是排名被商业化干扰，存在收费排名，“这就很荒唐，不是纯粹客观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