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隐》中只出现过一次的那位乞讨者，在当时的北平其实随处可见。Y.L.童在《北京的贫穷和救济》一文中曾这样描写乞讨者：

“众多体格健全的人都靠乞讨过活。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他们无处不在。一些人坐在路边，把他们不堪入目的伤口赤裸裸地暴露在外面，而另一些人则会一直尾随过往的行人强行乞讨，这样的行为通常非常的恼人。在寒冷的冬天，经常可以看到他们披着破布，半裸着身子，沉重而缓慢地走在街道上，而因为寒冷和饥饿死在街头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与此同时，为躲避农村生活的艰难与战乱，农村难民大量涌入北平，成为了北平的新穷人。作家许地山曾经在小说《春桃》中刻画过这样一对新穷人，主人公春桃和她的丈夫李茂，在乡下成亲当天由于乱兵冲击，两人在逃跑中走散。春桃流浪到北平，“在街头巷尾的垃圾堆里讨生活，有时沿途嚷着‘烂字纸换取灯儿’。一天到晚在烈日冷风里吃尘土……”李茂后来也到了北平，成了一个叫花子。

电影《邪不压正》开篇的狐狸塔

除了乞讨者和拾荒者，人力车夫也是北平底层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936-1937年之间连载于《宇宙风》杂志的小说《骆驼祥子》中，老舍所描绘的正是一位当时北平的人力车夫。据“大象公会”《1937北平城市生活指南》一文介绍，人力车（也叫洋车）是当时北平的一道风景。1934年，北平人力车登记数达到54393辆，人力车夫108786人。而1937年北平市人口约为160万，也就是说，每15个北京人中就有一名人力车夫。而一个车况正常的车夫，每天的收入大概能买80个烧饼，月收入相当于如今的2000块钱。可一般来说，这些钱基本就是车夫所负担的整个家庭的全部开销。如此算来，这些家庭大概只能勉强维持温饱，根据上文李景汉的划分标准，即刚刚跨过贫困线。在小说的开头，老舍开门见山地为我们介绍了人力车夫系统中的等级规则。在当时的北平，人力车夫分为很多派别：有年轻力壮的车夫，他们出车和收车时间相对自由，最终或者是拉包车，或者是拥有一辆自己的车，像后来用三年时间攒钱买车的祥子那样；也有岁数稍大的，因身体或家庭原因拉整天或者半天的；也有年纪四十以上或者二十以下的，他们的车比较破，跑得慢，因此要价也低些。

在当时的社会学家眼中，贫穷与犯罪是交织在一起的。燕京大学社会学家严景耀在1926年进行的社会调查中，将北平的犯罪分为经济罪、性欲罪、仇害罪和政治罪四类。当时北平的大多数犯罪（84.55%）都可以归为经济罪，包括窃盗、欺诈取财、强盗、诱拐、鸦片交易、赌博等等。而在25-29岁的男性中，最常见的犯罪类型是偷盗和抢劫，女性犯罪中也有82%的人有经济动机。在研究中严景耀还发现，45%的罪犯生活在城里，37%生活在城外，另外有超过17%的罪犯居无定所。而在城内的罪犯中，大部分生活在外城，集中在前门外的贫民窟和天桥周围。在冬季里，他们白天设法乞讨到六枚铜钱，晚上则蜗居在二三十个男女混住的避难所，夏天就干脆露宿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