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步，条件成熟时，中央政府直接行使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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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个有必要引起注意的问题是：如果根据帕累托最优化原则，改革应该是不能使得每一利益相关者的境况相比变得更差。这里关键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及公共景区开发商等的利益关系平衡问题。

在发达地区，这一矛盾问题不大，甚至有的著名旅游目的地的标志性公共景区还主动由独闭式转为开放式，实行免费开放，如西湖就是如此。但在诸多贫困地区，公共景区点是发展地方经济合理赢利的新增长点，这里的矛盾关系如何平衡恐怕是一个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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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这类公共景区的供给曲线（平均运营成本）与社会可接受价格没有均衡点时，因为无法盈利，因而采取国家财政补贴的国家公园体制运营较为合适。但这里同样面临几个关键问题：

第一，如何判断供给曲线与社会可接受价格的均衡点？这需要加强公共景区运营成本的核算，统计这些公共景区在目前经营情况下的亏损情况。

第二，如何判断公共景区的机会成本补偿额度？在确定实行国家公园体制的情况下，这些公共景区面临更多因土地性质变更和经营模式变化所导致的成本补偿问题。

第三，如何平衡好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补贴比例分配。我国大量公共景区点位于贫困地区，在当地财政补贴无力支撑情况下，需要测算中央财政补贴的公共景区数量与补贴额度。但问题在于：这类公共景区由于不能盈利，那么国家公园体制改革是否会被重视，中央财政又是否愿意对此进行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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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国家公园体制改革有必要引起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如果盈利性公共景区划归中央统一管理，而非盈利的公共景区又未获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的重视，将会引发一系列问题。例如，在相对落后地区的盈利性国家公园带来了流量，但分走了原本属于地方的既得利益，又或者没有处理好利益分配问题，那么很容易陷入国家公园“叫好不叫座”的误区，这样的问题，无疑需要引起各方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