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总：不是，从农村到城市不是我们的战略，这是媒体自己的包装宣传。最初，我们的产品达不到高标准，卖不进去发达地区。其实我们一开始就想攻进“东京”，但是进不去，不等于我们把农村作为战略目标。

如果把农村作为战略目标，即使我们把农村做好了，照样进不去东京。所以，我们在往“东京”前进的过程中，有些地方做不出来，但是可以先“沿途下蛋”。

如果我们把眼光只盯着落后市场，成功以后再来盯发达市场，当你把农村做完时，就已经被时代抛弃了，因为时代发展太快。产品做好了，谁买就卖给谁。

8、吉田社长：听说您是在44岁创业，是否当初就定好目标，华为一定要成为全球第一的厂家？

任总：没有。40多岁创业是因为人生换了一次轨道，中国大裁军，整建制把我们部队裁掉，然后我们就要走向市场经济。从军队转业的我，不熟悉市场经济，活不下去，就要找一条活路。被裁军以后，命运是很难的，我是亲身体会的。当时是如何生存下来的问题。

从人生的高位跌到谷底，我自己要生存，还要养活父母、老婆、孩子，找不到地方用我，我也不甘心，就只有走向创业。

创业时我没钱，我们家夫妻总共领了3000元人民币转业费，但是注册一个公司需要20000元人民币，就需要去集资。所以，成立公司时我一分钱都没有了，初创时，我自己的工资是每月500元人民币，需要养活全家人。我早期的目标，是要生存下来。

当时我们并不了解这个世界，也不懂得通讯这个产业。所以，从小就想做伟大领袖，一创业就想做世界第一，这不符合实际。人一成功后，容易被媒体包装他的伟大，它没看到我们鼠窜的样子。

创业时压力巨大，生存条件很差，完全不明白市场经济为何物，刚从军队出来，认为赚别人的钱，是欺骗行为。经过几年的发展，开始走入快车道。越快，矛盾越多，各种问题交集，完全力不从心，精神几近崩溃。

2000年前，我曾是忧郁症患者，多次想自杀，每次想自杀时就给孙董事长打个电话。当时我知道这是一种病态，知道关键时刻要求救。承受不了这么大的社会压力。

国外有些年轻的大公司CEO，他们发展比我们快，现在也承受不了压力，问我是怎么过来的。实际上每个人、不同时间的心理状态都不同，我们过去根本没想到要做世界第一的问题。有时候我说“要活下来”，并不完全指经济，还包括思想。外界神话我们，是不合符真实的，真实是我们很无奈。

直到2006年，服务员们请我在西贝莜面村吃饭，我们坐在大厅，有很多内蒙村庄的农民姑娘在唱歌，我请她们来唱歌，一首歌3美元。我看到她们那么兴奋、乐观，这么热爱生活，贫困的农民都想活下来，为什么我不想活下来？那一天，我流了很多眼泪，从此我再也没有想过要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