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充满希望的一面是，情况可以变得更好。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为“人类”的境况争论不休。波伏瓦问道：“在女性的境况中，一个人能成就自己吗？”在《第二性》中，波伏瓦宣称“生物学不是命运”，婚姻和生育也不是。波伏瓦指出，像居里夫人这样的女性证明了，并非“女性的天生劣等决定了她们在历史中的卑微地位，而是她们在历史中的卑微地位致使其没有成就”。然而，无论地位高低，各种文化都在加强和巩固压迫女性的“神话”。波伏瓦为此提出：“女人不是一个固定的现实，而是一种成为的过程。她必须在与男人的比较中，找到她能成为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当一个人考虑超越时，这就是一种有意识的、变化的、自由的存在，就没法结束。”

对女性来说，这意味着：她不会逃避承受自己的生存，性欲和爱情因而具有自由超越的性质，而不是舍弃的性质；她可以把它们看做对等关系去体验。

这绝非易事。以孩子般的依赖状态存在，认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角色是提前命定的，这种方式要舒服得多。

波伏瓦认为，被动地保持孩子般的天真是一种自欺行为（badfaith）。要成为有道德的人，我们必须做出她所说的（和萨特一样的）“原创的选择”。我们必须去选择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不是一劳永逸，而是一而再，再而三，“每时每刻”都做出这种选择。

波伏瓦批评了萨特在《存在与虚无》(BeingandNothingness)中提出的自由概念。萨特认为人类是自由的，不管他们的境况是什么样的，他们都可以自由地通过选择不同的回应方式去“超越”自己的“真实处境”。而波伏瓦对此提出的质疑是：“一个被关在闺房里的女性能够超越什么？”从理论角度来说，能做出选择的自由和在现实情况里有选择的权力，这两者存在巨大区别。

在波伏瓦看来，没有人能独自获得自由：“一个试图远离他人的人，同时也在对抗他人，最终会失去自我。”对于萨特提出的“人是由自己造就的”，波伏瓦回应说，我们不是独自一人，也不是从零开始。“我们之所以能成为现在的自己，是因为出现在我们生命中的其他人。”

尽管存在主义对《第二性》至关重要，但在写作过程中，波伏瓦意识到萨特阐述的存在主义框架对女性并不完全适用。正如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哲学教授克劳德·英伯特（ClaudeImbert）在《西蒙娜·德·波伏瓦的遗产》中所指出的，波伏瓦的结论是，“女人遇到的不是选择的自由，而是一种命运”。

在波伏瓦1944年出版的《皮洛士与息涅阿斯》（PyrrhusandCinéas）中，开篇就是皮洛士与息涅阿斯的一段对话。皮洛士是公元前4世纪伊庇鲁斯王国的国王，息涅阿斯是他的谏臣。当他们在商讨皮洛士征服世界的计划时，息涅阿斯问国王皮洛士：“征服世界和在家歇着有什么区别？”